當官員落馬成為“新常態(tài)”，“官員悔過書”也漸漸成為常見文體。以大數(shù)據(jù)的思維來分析這些文本，竟然發(fā)現(xiàn)話語體系已經(jīng)有了固定模式！理想信念動搖，宗旨觀念淡??；黨性鍛煉不夠，廉政防線不牢；理論學習不夠，法律意識不強；個人私欲膨脹，終成金錢奴隸……同質化的高頻詞匯早已屢見不鮮。而程式化的三段式主題，甚至是所謂的通用模板，更是讓看官們目瞪口呆。一起跟著大數(shù)據(jù)圍觀這“不忍直視”的官場話語。

“私念像精神鴉片，麻痹了我，使我靈魂出竅，闖下大禍；私念像脫韁的野馬拉著我奔向深淵……”不用搜索，想必多數(shù)人也能很快判斷出，此言出自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yè)，他的萬字悔過書成為典型教材。高墻內(nèi)外，落馬官員搖身一變，之前夸夸其談廉政建設，而今聲淚俱下現(xiàn)身說法，季建業(yè)不是第一個，亦非最后一個。大大小小的落馬官員在面對裁決時，手執(zhí)悔過書，這小小紙片不乏“學問”可究。且用大數(shù)據(jù)來分析看看落馬大老虎們的懺悔書！

我伙呆！官員懺悔書的話語體系已經(jīng)生成！

通過對多個官員懺悔書的分析和統(tǒng)計，我們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原來此類文本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高度同質化的風格，并自成一體生成了“獨具一格”的話語體系。而這套體系有兩個鮮明的風格。

第一，是高頻詞匯同質化。

落馬官員自陳墮落緣由時，總能發(fā)現(xiàn)，他們墜入深淵，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錢（或者美色）的誘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脫離了組織生活”，“法律意識淡薄”。防線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拜金主義”乘虛而入。

此外，信仰、紀律、底線、廉潔、信念，這些詞匯更是信手拈來。

官員懺悔在詞匯使用上的同質，還不止于此。“我是農(nóng)民的兒子”成為不少落馬官員鐘愛的開頭，在進行過公開懺悔的至少53名落馬官員中，有14人“我是農(nóng)民的兒子”開頭。

范例：

原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曾懺悔道，“我家祖祖輩輩是農(nóng)民，我是農(nóng)民的兒子”。雖然“農(nóng)民的兒子”后來“忘記了黨的培養(yǎng)”，“走上了歧路”。

第二，是八股體例套路化。

“懺悔體”的套路化，不僅體現(xiàn)在遣詞造句上，還體現(xiàn)在悔過書的謀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員的懺悔錄，其結構，多數(shù)是三段論式的。

第一部分，落馬官員通常會“痛說革命家史”，從自己是“農(nóng)民的兒子”講起。如果不是“農(nóng)民的兒子”，那也無礙，有一個凄苦的經(jīng)歷也夠了?？傊?，盡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現(xiàn)出來。

道盡艱辛，懺悔往往進入第二層面。如何丟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在各個位置上怎樣貪污腐敗墮落，吃拿卡要，收了誰的錢，竹筒倒豆子地講出來。

最后一步，“痛說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閃念”。要懺悔就要道歉：對不起“黨和人民”，辜負了“組織的培養(yǎng)”、“領導的信任”，欺騙了“群眾的感情”。面向未來，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從過去講到現(xiàn)在和未來，以時間為軸，官員懺悔完成了毫無保留的“交心”。

范例：

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當庭懺悔時，就強調(diào)自己的孤兒經(jīng)歷。

官員悔過書通用模板出爐！

通過以上分析，鳳凰網(wǎng)編輯熊志總結出了官員悔過書通用的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農(nóng)民的兒子”，可以出身貧寒……），從小××（吃苦耐勞的成長史一定要再現(xiàn)），經(jīng)過××努力，成為公務員……

擔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或者“沒有抵擋住金錢的誘惑”，廉政詞匯要活學活用，大談信仰丟失準沒錯）……先后收了××（誰）的××（多少錢）……

我對不起××（黨和人民，或者領導，或者組織），我××后悔（形容詞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這樣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馬官員身上，貪官懺悔，等于在做填空題。

超越官方話語體系的背后是赤果果的心機

當然，在通用模板的基礎上，不同的落馬大老虎也有自己的個人風格，而且在這些個人風格的背后，還夾帶著官員的“心機”。

第一個心機，是靠語言戰(zhàn)術表功。

在大同小異的官員悔過書中，真正給懺悔打上個人印記的，往往是各自夾帶的私貨。

夾帶私貨的手法，不限于“農(nóng)民的兒子”開頭。有講完問題直接講成績，赤裸裸表功者。但更多的懺悔，是將問題和成績巧妙地糅雜在一起—換一種隱蔽的形式，功勞還是表了。這種玩文字游戲的表功式風格，可謂是高人一等。

范例：

張曙光在二審的懺悔中說道，“在黨和各級政府的領導下，我們上百個工廠，幾千名工程師，幾萬名職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國自己的高速鐵路體系”。說完貪腐歷史，不忘高調(diào)表功，潛臺詞呼之欲出。

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就談到，“本應該為中國鐵道、為中國夢做更多的貢獻，但是因為放松了自己的學習”。“更多的貢獻”是無法兌現(xiàn)了，但“現(xiàn)有的貢獻”卻通過它的懺悔之口說出來。

第二重心機，是自白中力表才華。

悔過書真的有減輕處罰的作用嗎？不盡然，看透這一點的官員也開始在別的方面做文章，除了夸耀自己的功績，展現(xiàn)自己的文采一面也未嘗不可。

貪官在案發(fā)后寫下套話連篇的“悔過書”，通常是為了求得從輕處罰，在審判中處于有利地位。但依照法律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節(jié)，法院才可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而寫“悔過書”既不屬于自首，也不屬于立功，頂多與“認罪態(tài)度良好”沾點邊，法院一般不會根據(jù)這一點對被告人減輕處罰。

于是，個別官員在悔過書中另辟蹊徑，與其讓公眾關注自己的錯誤和道歉，不如靠才華吸引眼球，避免將標簽僅僅打在“落馬官員”上。

范例：

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曾表示，“我是書法家，求你們不要殺我，我就留在這里免費給你們寫字，天天寫，每天給你們寫一幅。”

湖南省株洲市房產(chǎn)局原產(chǎn)權處處長尹春燕因受賄罪于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在“雙規(guī)”期間，尹春燕寫下了3300多字的悔過書。“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時常反復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遠新鮮和不斷增長的贊嘆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看完大數(shù)據(jù)視角下的官員悔過書分析，想必看官們都已驚呆。當官員落馬成為“新常態(tài)”，“官員悔過書”也漸漸成為常見文體，并自發(fā)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語系。然而，在話語體系的背后，折射的卻是不折不扣的社會與法理命題，有待我們不斷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