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做出了決定：把父母生前一直奉行的品質，包括正直、尊重個人、領導力和心懷高遠，定位為基金會的共同守則

最終還是分家了。

1999年夏天，惠普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大衛(wèi)·派克德（David Packard）去世兩年后，他的四個子女達成協(xié)議，把他與妻子露茜爾·索爾特·派克德（Lucile Salter Packard）創(chuàng)立的大衛(wèi)與露茜爾·派克德基金會（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簡稱派克德基金會）一分為二。

派克德基金會割讓出約16億美元的資產，交給大衛(wèi)·派克德的長子大衛(wèi)·伍德利·派克德（David Woodley Packard），讓他運作屬于自己的非營利機構派克德人文研究所（Packard Humanities Institute），條件是他退出基金會的董事會。

“哥哥做事的方式和感興趣的領域與基金會不太一樣，但是，我們三姐妹是團結在一起的，就基金會的發(fā)展達成了一些共識。”大衛(wèi)·派克德的二女兒蘇珊·派克德·奧爾（Susan Packard Orr）說。

她短發(fā)銀白，帶著點學院氣息，給人一種不愿意拋頭露面的感覺。但是，從1996年大衛(wèi)·派克德去世后，她就根據(jù)父親的遺愿，擔負起了派克德基金會董事會主席的責任。

“其他繼承人或許個性更鮮明，也更能自如地站在聚光燈下，但是，蘇珊懂得如何平衡哥哥和姐妹們之間的關系。”羅賓·杜克（Robin Duke）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曾說。她于1988年受大衛(wèi)·派克德邀請加入派克德基金會董事會。

在派克德基金會與大衛(wèi)·伍德利·派克德分道揚鑣之后，蘇珊一方面和姐姐南希·派克德·伯內特（Nancy Packard Burnett）以及妹妹朱莉·派克德·史提芬斯（Julie Packard Stephens）一起致力于推動基金會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則同時擔任派克德人文研究所的董事，維系著家族與哥哥之間的聯(lián)系。

“父親去世之后，我們確實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也做出了一些調整，但是，最后的結果還是非常好的。”她說。 廚房基金會派克德基金會誕生于大衛(wèi)·派克德家的餐桌上，一如惠普公司發(fā)源于僅容得下一輛汽車的車庫。

1964年年末的一天，大衛(wèi)·派克德、他的妻子露茜爾以及他們的四個子女圍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召開了派克德基金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露茜爾提出捐款主意，大家一起討論，大衛(wèi)·派克德寫支票。

形式如此簡單，最終捐款的數(shù)量如此之少，不足兩萬美元，無怪乎有人戲稱誕生之初的派克德基金會為“廚房基金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派克德基金會的資產一度超過20億美元，但是很長一段時間里，還是誰也沒有想過會有那么一天：大衛(wèi)·派克德的子女們因必須平均每天捐出去約100萬美元而發(fā)愁。

“1996年父親去世之后，基金會的規(guī)模一下子變得非常大。”蘇珊說。

根據(jù)大衛(wèi)·派克德的遺囑，他名下90%以上的惠普公司股票都捐贈給了派克德基金會，這使得派克德基金會的資產一下子暴漲到了七八十億美元。而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法律，基金會必須每年至少支出總資產的5%用于慈善事業(yè)，才能享受免稅的優(yōu)惠政策。

這么多錢要怎么花？蘇珊和她的哥哥以及姐妹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么棘手的問題，她告訴《中國慈善家》記者：“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坐在一起討論過這個問題，也沒有達成過任何共識。”

作為惠普公司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大衛(wèi)·派克德歷來敢于冒險、做事果決，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家長”。他在世的時候，派克德基金會的慈善項目和撥款數(shù)額大都由他根據(jù)自己的愛好確定。

他的妻子1987年去世之后，更是如此。雖然三個思想比較自由的女兒對他的保守主義思想偶有不滿，但是，大多數(shù)情況下，她們都和哥哥一起，懷著敬畏的心情看著他完成一個又一個慈善計劃，哪怕那些計劃最初是由她們自己提議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南希和朱莉向她們的父親提出了一項預算700萬美元的慈善計劃：把蒙特利灣地區(qū)的一家舊罐頭廠改造成一個水族館。

從小愛在蒙特利灣釣魚的大衛(wèi)·派克德欣然同意，并親自參與了水族館的設計。1984年，蒙特利灣水族館（Monterey Bay Aquarium）建成開放，是美國當時最大的水族館。

然而，這座水族館最終實際花費超過了5000萬美元，遠遠高出了原來的預算。兩年后，被點燃了對海洋的興趣的大衛(wèi)·派克德又加建了一座獨立的蒙特利灣水族館研究中心（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并為它配備了四艘潛水調查艇。

“父親是一個永遠充滿好奇心的人，他的求知欲似乎永沒有滿足的時候。”蘇珊說。

事實上，多年來，他們四兄妹潛移默化地繼承了父親對興趣的專注與投入。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分別在愛好的領域里經營著自己的生活，相互獨立，甚至少有往來。

大衛(wèi)成為了一名古希臘人文學者，熱衷于古文物、老電影等，并且和他的父親一樣，持有許多保守主義觀點。

同為海洋生物學出身的南希和朱莉分別成為了職業(yè)攝影師和水族館館長。排行第三的蘇珊則畢業(yè)于新墨西哥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系，1986年創(chuàng)立了一家名為Telosa的小軟件公司，專門向非營利機構提供價格靈活而性能豐富的軟件及支持。四兄妹中，唯有她擁有斯坦福大學MBA學位，并曾在惠普公司董事會中任職了七年。

“父親不在了，我們兄妹四人必須調整相處的方式，團結起來，共同參與到家族基金會的管理中去。”蘇珊說。她是父親生前認為“最能團結家族成員”的孩子。 父親的信根據(jù)父親的遺愿，蘇珊擔負起了派克德基金會董事會主席的責任。當時，她面臨的第一項挑戰(zhàn)，就是如何在兄妹之間達成共識，迅速帶領因資產暴增而面臨挑戰(zhàn)的家族基金會，重新走上穩(wěn)定發(fā)展的軌道。

然而，她曾多次公開說自己“不是一個十分有戰(zhàn)略思想的人”。怎么辦？

“美國有很多家族都設立了自己的基金會，我們可以相互學習。”蘇珊對《中國慈善家》記者說：“特別是洛克菲勒家族，他們每一代人都熱心于慈善事業(yè)，是美國慈善的象征，也是我們的榜樣。”

于是，她邀請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大衛(wèi)·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以及其他一些專家，飛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阿爾托，為過渡時期的派克德基金會指點迷津。

與此同時，派克德家族的案例也引起了美國其他一些財富大亨的關注，時年67歲的“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是其中之一。彼時，他的精力還主要集中在投資上，做慈善并不多，但是，他敏銳地意識到了派克德家族對自己未來財富傳承的借鑒意義。

時隔將近二十年，蘇珊坦言不太記得大衛(wèi)·洛克菲勒當時提出的每一條建議，但是，她清楚地記得有一條，那就是不要害怕進行調整，實現(xiàn)父親的遺愿“應該有一定的靈活性”。

大衛(wèi)·派克德去世十年前曾經寫過一封信，那是一個關于派克德基金會未來發(fā)展的構想。在信中，他一方面要求子女日后要確?；饡Τ钟谢萜展镜墓善?，另一方面確定了基金會的四大資助領域，分別是環(huán)境保護、人口控制、科學發(fā)展和兒童健康，其中，人口控制是首要任務。

在聽取各方意見、與基金會董事會董事多番討論之后，蘇珊做出了決定：把父母生前一直奉行的品質，包括正直、尊重個人、領導力和心懷高遠，定位為基金會的共同守則。在此基礎上，延續(xù)對父親提出的四大領域的持續(xù)性資助。但是，在人口控制問題上，“派克德基金會不會成為馬爾薩斯學派的工具”。

就這樣，她為派克德基金會定下了新框架。然而，他們四兄妹之間的磨合問題卻仍然存在。大衛(wèi)不適應凡事都要精心計劃而后行的模式，他的保守主義性格以及興趣和三個妹妹有點格格不入。

“我們決定讓他獨自去做一套。”蘇珊說。

于是，1999年，經董事會通過，派克德基金會劃出了總資產的11%給大衛(wèi)。這讓他掌管的派克德人文研究所的資產，一下子從300多萬美元陡升到約16億美元，位列全美最大非營利機構前一百位。

從那以后，大衛(wèi)開始自由地資助古埃及手稿翻譯、土耳其考古挖掘等項目，他的三個妹妹以及董事會的其他董事，也終于可以一起專注地思考派克德基金會的進一步發(fā)展問題。

“我們嘗試做一些可以長期持續(xù)的項目，同時也開始培訓家族的下一代，為他們日后加入并參與管理派克德基金會打下基礎。”蘇珊告訴《中國慈善家》記者：“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高度專業(yè)的家族基金會運作模式，目前的資產約為70億美元，去年的資助總額為2.9億美元。” 中國故事發(fā)展至今，派克德基金會仍然是美國最大、最知名的家族基金會之一。它在世界各國、各地區(qū)資助了數(shù)以百計的慈善項目，包括建立露茜爾·派克德兒童醫(yī)院（Lucile Packard Children's Hospital）、設立派克德科學與工程獎學金（Fellowships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開展人口控制與生殖健康項目（Popula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等。

長期以來，環(huán)境保護和科學都是派克德基金會的核心資助領域。1999年，派克德基金會與美國非政府、非營利機構能源基金會（The Energy Foundation）合作，成立能源基金會（美國）北京辦事處，啟動中國可持續(xù)能源項目，即能源基金會中國的前身。

派克德家族與中國的緣分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開始。上個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大衛(wèi)·派克德曾先后以美國副國防部長、惠普公司董事長等身份五次來華。最后一次是在1995年秋天，當時，蘇珊與丈夫以及女兒也在同行之列。

那一年，中國惠普公司（China Hewlett-Packard Company，簡稱CHP）成立十周年。作為惠普創(chuàng)始人、中國惠普奠基人之一，大衛(wèi)·派克德專程帶領團隊到北京慰問中國惠普的工作人員。

那是她第一次來中國。時隔近二十年后，2014年12月，她重回中國，專程來參加能源基金會中國十五周年慶典活動。

談及對能源基金會中國的資助，她告訴《中國慈善家》記者：“當時，我們提供了2500萬美元來支持當時為期五年的項目。五年之后，我們繼續(xù)不斷地為它提供資金，而且年度數(shù)額有所提升。2008年之后，達到了每年1000萬美元以上。”

如今，能源基金會中國已經發(fā)展成為中國能源與氣候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十五年間，它在中國累計捐贈超過2億美元，資助了1500多個項目，覆蓋建筑節(jié)能、電力、環(huán)境管理、工業(yè)節(jié)能、低碳發(fā)展、可再生能源、可持續(xù)城市和交通八大領域，項目單位超過400家，包括頂尖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標準制定機構、行業(yè)協(xié)會、非政府組織等。

在所有這些資助的項目中，蘇珊特別提到了能源基金會中國對中國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支持。

早在1995年，國務院就批準了《關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fā)展報告》以及《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fā)展綱要》，但是，這并沒有解決中國可再生能源政策不穩(wěn)定、不系統(tǒng)的問題。

2000年11月，能源基金會中國可再生能源項目在國內率先提出應該盡快起草《可再生能源法》的建議，并隨后支持了時任國家發(fā)展計劃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率領團隊開展的相關立法研究。

2003年6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將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促進法》列入當年立法計劃之后，能源基金會中國又為緊接而來的法律起草工作提供了協(xié)助，聘請了一些歐盟和美國的專家來到中國，給中國立法者介紹歐盟和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最佳實踐案例。

一年多后，《可再生能源法》完成了起草和審議工作，并于2005年2月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確立了中國可再生能源發(fā)展的法律地位、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

接受《中國慈善家》記者采訪當日，北京少有地天藍如洗。對于這樣的好天氣，蘇珊連連感嘆，希望空氣清潔能夠在未來的中國成為常態(tài)。她表示：“未來五年，我們將加大力度，推動中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