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研究管理學問題，在管理學領域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詞匯，叫“guru”。這是一個印度詞匯，現(xiàn)在被翻譯為“管理大師”。

管理學當中有不少可以稱之為大師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Gary Hamel。他最有名的概念叫核心競爭力，最早是由他和另外一位管理學者共同提出來的。但是他目前在做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管理創(chuàng)新交換所，這是一個exchange。

他來訪中國的時候，我問他為什么不做管理大師了，而是要做所謂的exchange？他說，這就是讓大家在上面談論管理，并且叫做hack management（編者注：字面翻譯約為“黑客化管理”），就是怎么對管理進行黑客化的突破。我問為何要這樣？他的答復是，我們現(xiàn)在處于一個非常具有挑戰(zhàn)性的時代，為了應對這個世界，我們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規(guī)的想法。他把這些想法稱為“射月行動”，因為要想射中月亮，需要有想象力。

換句話講，就是需要突破性思維，需要一些完全不合常態(tài)的想法。這些事情不能夠依靠管理大師，只能通過對黑客的調動和管理來實現(xiàn)。實際上，Hamel是要把黑客引入到管理創(chuàng)新活動中。

把黑客同管理學聯(lián)系起來意味深長。黑客活動具有兩面性，有人認為它是建設性的，有人認為它是破壞性的。有些人會堅持說黑客具有純粹性，因此不能把具備破壞性的人叫做黑客。在中國，我們將這類人命名為駭客（cracker），并把黑客區(qū)分開來，就是所謂的黑帽、白帽。在這里，我們談論的黑客是具有建設性的。

其實，建設者和破壞者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很多時候，破壞現(xiàn)有的秩序，恰好成為建設下一步的必要前提。

從起源來講，最早的時候，黑客其實跟一家公司有巨大的關系，這家公司叫IBM。在那個年代，對于IBM，英語里有句話說：“它不是競爭，它是環(huán)境”。當時，在計算機領域當中，大家唯IBM馬首是瞻。在那種情況下，計算機是一種必須經過訓練才能夠接觸和進入的機器，所以一談到黑客，大家腦海里會出現(xiàn)這樣的印象：凡是能夠接觸計算機的人都訓練有素，他們可能穿著白大褂，在一塵不染的實驗室里工作——那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精英風格。

但是，今天，計算機已經從IBM那樣一個“深宅大院”里來到每一個普通人的書桌上，來到每個人的手上。如果沒有那些計算機“瘋子”的話，要完成這個過程，其實是不可能的。那些人通常不是在實驗室里工作，而是在車庫、倉房、地下室，在所有那些完全不起眼的地方工作。實際上，最終正是這些人摧毀了IBM。大家知道，當IBM做PC的時候，蘋果公司有一個著名的廣告說：歡迎IBM來到個人電腦的世界。這些計算機“瘋子”成功了，最后打敗了IBM這樣一個巨大的信息集中營，當然這里面最有名的兩個代表就是喬布斯和沃茨（史蒂夫·沃茲尼亞克）。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人主張計算機要造就一個嶄新的境界。剛才方小頓說，搖滾已死、黑客已亡。實際上在當年那些計算機“瘋子”的眼中，認定計算機跟搖滾樂、迷幻藥具有一些同樣的性質，因為他們想要造就的境界就是：怎樣才能夠獲得自由，最好是打破工業(yè)社會給所有人強加的清規(guī)戒律。

在這個意義上說，六十年代反文化的潮流風起云涌，有很多遺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可能正是這幫反文化人士在計算機領域給我們留下的，最后還深刻地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但是，喬布斯最后并不是以黑客知名的，不管對喬布斯做多少贊美，他最后都是以商人身份而聞名全世界的。他影響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通過他的黑客精神，而是通過他發(fā)布的各種產品，顛覆了很多人在這個世界里生活、工作、玩耍的方式。最后，不可避免地，錢商一定會來到錢生產的地方。換句話說，黑客原來那種純粹性必然會瓦解。

但是，這種瓦解不會是全盤的，因為個人計算機革命的締造者們還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軟件業(yè)。

從組織角度講，軟件業(yè)最有名的一個比喻，是把軟件的兩種開發(fā)方式比喻成大教堂跟集市之間的差別。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低能量的世界當中，如果要構筑什么東西，應該像建一個教堂一樣層層構建，需要嚴密的管理體系以及封閉的組織結構。

在軟件領域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定律，叫布魯克斯定律，指的是在軟件開發(fā)項目當中，如果已經延遲了，即使再增加人手，這個項目也不會更快地完成，而一定會更加延遲。換句話講，人數(shù)加得越多，它越完不成。這就叫布魯克斯定律，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一個婦女生孩子，即使增加到九個婦女，還是不能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把孩子生出來。

因此，埃里克·斯蒂芬·雷蒙德（《大教堂與集市》的作者，“開源三杰”之一）講到，由于規(guī)模和復雜性，一個項目很容易失控，如果想很好地控制項目，就不能采用大教堂模式，而一定要采用集市模式。集市模式的特點是什么？是并行的、點對點的多人協(xié)同開發(fā)。它的結構扁平，很多人甚至是志愿者，沒有強制的契約關系，來去自由，集市模式的前提是開放源代碼。Linux操作系統(tǒng)就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shù)睦樱谡務撍忻篮迷~匯的時候，不管是自組織、開放式創(chuàng)新還是自協(xié)調，也許都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到這個例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雷蒙德所鼓吹的東西其實就是黑客的自由精神在廣義上的勝利，因為黑客堅持說自由是他們的本質，而開源軟件也是黑客努力的一個結果。Linux的運行狀況就像一個自由的市場，由無數(shù)利己主義的個體組成，當然，這里也有很多利他主義的成分。系統(tǒng)中每個個體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其共生的過程當中，能夠自然建立起一種具備自我糾錯能力的秩序，而這種秩序最終會決定性地壓倒大教堂模式。

回到組織問題上，讓我們做一個推論，其實整個軟件的教堂模式跟企業(yè)的運行方式是高度一致的。有森嚴的開發(fā)等級，確立一個目標并進行資源調配，控制整個項目的進度，處理掉所有的Bug，這其中還有人力、物力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還有如何建立一個團隊的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假設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匱乏的階段，資源不能夠最大限度地共享，因此只有通過一種等級式的結構把資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這就是軟件開發(fā)當中的強力管理跟企業(yè)管理之間的同源性，它們是同構的。

在軟件行業(yè)當中，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定律，叫做康威定律?？低烧f得很簡單，“系統(tǒng)的結構取決于產品開發(fā)團隊的結構”——這個產品開發(fā)團隊長什么樣，最后它開發(fā)出來的東西就長什么樣。其實，這個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進一步縮減為溝通結構。如果溝通結構不佳，最后的系統(tǒng)結構不佳，就可以推斷，最后生產出來的軟件產品結構也是不佳的。

因此，針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提出來一個問題——如果要把黑客精神引用到管理學上，怎么改變傳統(tǒng)的組織類型，面對互聯(lián)網這種點對點的分布式的龐大網絡，應該怎么辦？

這里頭有很多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我不能一一展開。我想做一個總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的確需要對管理學展開一場黑客的運動。管理是不是能夠像軟件業(yè)那樣快速迭代？能不能超越剛才這兩大定律，布魯克斯定律和康威定律？組織能不能夠容忍管理黑客，他們因為充滿對組織生活的挫折感和混亂感，而奮起要對這個系統(tǒng)進行敲敲打打？能不能讓舊日的管理脫胎換骨，讓有靈感的思想家和激進的實干家能夠找到對于過去的官僚制、層級制、中心制的一種替代的方法？這是今天的管理學的最大挑戰(zhàn)。

推而廣之，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家所處的各行各業(yè)都需要開展一場黑客運動。為什么呢？因為面對的環(huán)境太亂了，如果沒有巨大的、不合常規(guī)的想法，可能走不出困境。比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本人多年做新聞傳播，卻發(fā)現(xiàn)這兩年對新聞傳播業(yè)最有影響的人其實跟新聞傳播沒有什么關系。他們之中第一個叫做阿桑奇，創(chuàng)立維基解密，對于新聞機構提出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第二個人叫做斯諾登，影響了整個世界信息格局的再思考和再談判。所以大家的確想象不到，他們會以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影響到這個行業(yè)。

一句話，在各行各業(yè)，我認為都需要一場黑客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