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特邀畢飛宇、林少華、馬愛農等國內十余名著名作家與文學翻譯家作客“文學翻譯名家高峰論壇”。

譯者最好和作者不要相見

與其相見不如暗戀

作家畢飛宇對于文學翻譯給他的作品帶來的影響，深有體會。他回憶道，2012年他在香港領取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時候，在場的一位CNN記者走上前來祝賀他，并夸贊他的獲獎作品《玉米》語言十分精妙。“所謂語言非常好，我想一定不是指漢語版的《玉米》，而是英文版的。”他認為，《玉米》之所以能受到英語世界廣大讀者的喜愛，跟好的翻譯是離不開的。

同時，作為一名讀者，他認為“翻譯是母語的特殊寫作”，譯者們在進行文學翻譯時可以在忠于原作的基礎上保有個人風格。“我17歲時讀到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當時我以為羅曼·羅蘭的文字就是那樣充滿激情又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那種語言風格深深地吸引了我。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才從現(xiàn)在浙大譯學館館長許均教授那里知道，那不是羅曼·羅蘭原有的風格，而是傅雷的翻譯賦予她的。雖然大吃了一驚，但我發(fā)現(xiàn)我是接受的，我愿意通過傅雷獨具一格的翻譯來了解羅曼·羅蘭的作品。”

“文學翻譯中，為了保留一些東西勢必是要舍去一些東西的。二者如何達到平衡，是翻譯的藝術。”因翻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而被廣大讀者熟悉的林少華認為，文學翻譯屬于再創(chuàng)造的藝術，重視創(chuàng)造性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對原著的忠實性。“以嚴復的‘信達雅’言之，信，即內容充實、語義忠實;達，即行文忠實、文體忠實;雅，即藝術忠實、審美忠實。”他提到，就文學翻譯中的形式層，風格層，審美層三個層面來說，審美層最為重要。即使譯作者自身的風格對原作來說有小小的“叛逆”，但審美層也是“不可叛逆”的文學翻譯之重。

浙江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所長郭國良則提出了一套有趣的“暗戀理論”來論述譯者和原著作者之間應有的關系：譯者最好和作者不要相見，與其相見不如暗戀。“文學翻譯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必須訴諸于想象，包括對作者本人的種種想象。很多譯者往往帶著一肚子疑問想要去問作者，希望得到一個一錘定音的答案。”但是他表示，文學最大的魅力就來自它的曖昧性和豐富的解讀性，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譯者作為特殊的讀者，通過想象和翻譯，傳達的也是自己的一種解讀與感受。

人工智能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翻譯

可能不在其列

隨著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進，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一些人類工作的話題愈演愈烈，其中翻譯就被認為是首當其沖。擁有豐富英美文學作品翻譯經驗的《浙江日報》高級記者文敏提到，為了節(jié)省勞動成本，現(xiàn)在的國內外翻譯市場上，許多筆譯員在做post-editing，即機器翻譯的譯后編輯。

“用機器來翻譯簡單句子效果或許不錯，但是換做專業(yè)文本甚至是文學作品，翻譯效果就不敢恭維了。翻出來語法用詞語義都亂七八糟，很多都需要推倒重做，編輯這樣的文章還不如自己直接翻譯來得快。”她認為，因為中英文在語法結構各方面差異甚大，目前機器翻譯的水平能夠達到的準確率還十分地低。

“人工智能翻譯還只是個小baby，牙牙學語有幾分可愛，所以大家對它也是夸獎有加，但是據(jù)我們所能看到的未來，人工智能或許會摧毀底層很基礎的一部分性翻譯工作，但是并不能完全的取代人工翻譯。”她也承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實在是太快了，說不定哪天它就會實現(xiàn)質的突破。

“鮑勃·迪倫曾和IBM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Watson進行過一場‘談話’。Watson對迪倫說：‘鮑勃·迪倫先生，您的歌曲中反映的是兩種情緒——流逝的光陰和枯萎的愛情。’隨后，再通過無與倫比的推理判斷能力，揭示海量歌詞背后‘愛與痛’的含義，以及和主題之間的模式與關系。這讓迪倫大受震驚，他以為人工智能機器竟然已經能夠感知人類細膩復雜的感情了。”其實，這是基于Watson的后臺中有一個龐大的歌曲數(shù)據(jù)庫和認知系統(tǒng)。Watson在研究了很多類似的鄉(xiāng)村音樂后，再去分析鮑勃·迪倫歌曲中表達的情緒。

文敏認為，人工智能不是在理解語言，它只是在不斷地編碼與解碼。它無法擁有像人類一樣思考、創(chuàng)造、搞怪、興奮、恐懼、期盼等情緒。它也無法像翻譯者們在翻譯偉大而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時，用眼睛、語言、心靈同時追逐著作者的思想，在悲傷處與其一起悲傷，恐懼處一同害怕，思索處隨之自問自答。“對于人工智能翻譯來說，一般的翻譯可能不在話下，但是能夠稱之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翻譯可能不在其列。”